失乐指由于孤独、空巢、流动、疾病等原因导致的老年心理问题。

根据发达国家老龄化经验，在老龄化向高龄化发展历程中，社会对于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关注将逐步增加。

对老年人“失乐”的关注和干预，是实现老年人由“活得更久”向“活得有尊严”转变的必经阶段。

海外学者相关研究发现，相比于侧重身体健康的“失能”，心理健康的“失乐”更容易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个人的经济社会地位和社会支持越低，失乐的风险就越大，进而造成老年心理健康的社会不平等。

相关实证研究还发现，老年人“失乐”往往不是单独产生影响，而是与老年“失能”“失智”相互作用叠加，进而对老年人生活质量产生复合型的影响。

相比于身体健康问题的高咨询率，老年人心理健康具有低发现率和低救治率的特点。即使是多发性合并症患者，也往往会被忽略。

世卫组织报告显示，作为抑郁症发病率高峰人群，抑郁症老年患者正规治疗比例不足10%。对于丧偶或独身率更高的老年女性而言，抑郁症状患病率和重症率显著高于男性。

此外，由于老年疾病复合型特征，医务人员也更为关注就诊老年人的各类急慢性显性病症，而忽视心理疾病等隐形病症。

为了更好地应对老龄化进程中的老年失乐问题，发达国家通过政府、社会、社区等提供多方面的干预与帮助。

例如，日本通过制定《老人福祉法》《老人保健法》，确定了高龄者自立支持与社区互助照护共同作用的心理健康干预模式。

一方面，依托社区建立老年俱乐部，通过适度运动丰富老年人生活，使之与社会保持联系。

另一方面，倡导老年人参加义工，通过参与社会活动维持老年人心理健康。

再如，英国通过对老年人定期上门诊断与回访，实现老年人心理健康早期筛查和治疗。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相比于低龄老年人，自我料理能力减退、生活依赖性高、独居比重高的高龄老年人失乐现象更为严重。

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向高龄化过渡中的老年失乐问题，高龄老年人一直是国外相关实践中的工作重点。

在快速老龄化的背景下，相比于生理健康“失能”，我国对心理健康“失乐”重要性的认识尚有不足。

2019年《关于建立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的指导意见》中首次提及：“重视老年人心理健康，完善精神障碍类疾病的早期预防及干预机制，针对抑郁、焦虑等常见精神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开展心理健康状况评估和随访管理。”但同年颁布及修订的法规、政策，如《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等，尚未正式纳入老年人心理健康问题。然而，快速老龄化的趋势决定了我国将面临日益严峻的老年失乐现象。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末，全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3.5%。中长期人口预测显示，至2035年，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比例将提高至22.67%，达到深度老龄化水平，其中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将占总人口的4.99%。而高龄老人正是抑郁症等心理疾病的高发人群。老化过程中的空巢、丧偶等事件，更是老年人心理疾病发病概率激增的重要因素。

伴随“60后”人口陆续进入老龄人口队列，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波婴儿潮出生的人即将步入70岁，我国高龄化特征将逐步凸显，老年失乐问题不容小觑。

在这一背景下，我国亟须提高对老年人心理及精神层面问题的关注。

面对日益严峻的老龄化趋势，老年失乐问题将成为我国重大社会问题。然而，当前已有研究往往将老年心理问题作为“失智”“失能”的中介变量，既缺少对老年心理健康更为系统的研究，也缺乏对老年心理问题社会原因和干预机制的细致讨论。此外，对于老年失乐的高发人群，80岁以上高龄人口的心理健康问题，学界的讨论不足。

在政策方面，未来我国也将从政府、社区、个人层面来开展老年失乐的预防和干预工作。

归纳发达国家已有经验，社区是老年心理健康干预的重点。无论是同龄老人的互助帮扶，还是老年心理诊室的增设，均是围绕社区展开的。自“十二五”以来，经过近十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基本建立以社区为依托的养老服务体系，社区养老已初见成效。而依赖我国特有的分级医疗制度，依靠社区卫生站，为实现老年居民心理健康咨询和转诊，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基础。

借鉴其他国家发展经验，未来我国也应围绕社区开展老年失乐的干预工作。依托于社区已有条件，设立老年俱乐部等组织增加老年人运动与社会支持的场所，鼓励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同时，引入专业社工机构常驻社区，提高老年人心理健康意识，掌握其心理健康需求，改善其心理健康状况，实现老年心理行为问题和精神障碍的尽早识别，预防老年失乐并提供必要的干预和转诊推荐。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网